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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人书事:我给孙犁名作《荷花淀》指瑕(附原文)

Weave 2020-09-09 最新文章

   (作者:徐景洲)

给孙犁的小说名篇《荷花淀》指瑕,其实缘自于我对孙犁以及他的小说《荷花淀》的钟爱。

    中学时没学过孙犁的小说,那时语文课本就是政治教材。进了大学学习现代文学史时,初识孙犁便有了相见恨晚之感,加之教授讲得又极精彩,所以孙犁和《荷花淀》就成了我迷恋的作家和作品之一。后来无论教中学中师,还是教高函电大,孙犁的这篇小说,都成了我的重中之重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大凡图书馆中能够找到的有关参考书,我都一概通览,至于小说,更是到了字欣句赏的地步,我简直是在拿读古典诗词的功夫,一字一字研读,一字一字教学。当我渐渐以完美无瑕的眼光一遍遍来审视这篇小说时,却发现小说竟有微瑕:第二三四小节的议论抒情等非情节因素,是游离于情节之外的“多余的红补丁”,进多余的赘笔。

    我知道给已有定评的名家名作挑剔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情,那情形大约与指导出皇帝没有穿新衣一相,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。然而我信奉“我爱师,我更爱真理”,指瑕,其实是别一种的求知形式,是别一种的对作为社会共同财富的文学名作的继承。当然,没有道理的文章也不会有报刊发表,若不发表,又哪有风险可冒?

    但文章投了好几个中学语文教学杂志,都一概是石沉大海。当看到《名作欣赏》杂志开设“名作求瑕”栏时,我立刻投奔而去。没想到编辑竟给我来了封长信,说我的文章已准备刊登,并认为我的敢于向名作求瑕的胆识是值得提倡的;并认为现在文坛,一坛死水,阿谀之词,触目皆是。而当我看到文章发表,并且是附骥在台湾大文豪余光中先生之后时,欣喜莫名,这可是我的第一篇在公开发行的著名刊物上发表文章啊!此后还有令人激动的消息传来:在浙江大学读研究生的同学打来电话,说我的文章被《光明日报》办的《文摘报》转载了!而这转载不论出自于什么考虑,总能多多少少说明我的文章有一定的价值,而且是学术的价值。

    但批评的文章终于出现了,是在两期后的《名作欣赏》上,确切地说,我是遭到了群起而攻之。那是专为我的文章开的专栏,先是有编者按,说徐文登出后,收到十几个省市读者来信,提出不同看法,其中有位江西大学的教授,说纠正徐文错误很有必要,因为徐文虽短,但影响极大,不仅影响到中学语文教师对《荷花淀》的把握,还会进而影响到中学生对小说这种体裁的把握。说真的,这位先生的话,令我大不快,本是学术争鸣,而且就是一篇就事论事的小文章,怎么会产生这么多消极的大影响?编者按还说,来稿很多,不能一一刊登,只选登其中一位作者的文章以作代表。那文章很长,大约是我文章的三倍以上,但语气却很平和,先是说我的指瑕有一定道理,但又指出对名作不应简单否定,应尽可能地合理地解释它。他的中心论点,是不仅我,而且大多数的《荷花淀》的读者,都没有把握住这篇小说体裁上的特点,这篇小说实际上是散文,或者说是一篇抒情性的小说,再或者说是一篇散文化的小说。总而言之,既然有了散文的因素,它的议论抒情等游离于情节之外的非情节因素,就不是多余的了。当然我并没有被他说服,因为孙犁的这个作品就是小说,是完全虚构的小说,而且无论什么文章,多余就是多余,名家名作因为具有经典和示范上的意义,所以更应当精益求精。而指出其写作技术上的优劣,更是对后来学习者的负责。但我没有再写文章进行辩驳,毕竟我钟爱孙犁和他的小说,毕竟给别人挑错,不是件好事情,况且我的观点本已白字黑字的存在了,是非自有公论。不过,倒也有聊以自慰的事,就在这本杂志的读者来信栏里,有一位重庆大学的教授,说我的求瑕文章写得很好,短小精悍,有理有据,十分服人。

    从文章发表到现在已有七年了,仍有人提起那篇文章,而我呢,一方面固执着我的己见,一方又对孙犁打心底里有着愧意,毕竟,我的指瑕给不少人带来阅读孙犁时本不该有的白壁微瑕感。也许是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吧,我又写了一篇欣赏《荷花淀》小说语言艺术的文章,虽然没有发表,但我把它收在了我的文学评论集《无稽的诗话》中。

附原文:

                   多余的红补丁

           ——《荷花淀》指瑕

  孙犁的短篇小说《荷花淀》虽是已有定评的名篇佳作,但也并非无懈可击,小说的第二、三、四节便属于可以删除而又不影响其全篇的赘笔。

  从小说的情节结构上看,这两节可算作是小说的非情节因素,它中断了水生嫂月下编席等夫的情节叙述,以向读者直白的形式,插入了作者对苇子多、席子好的白洋淀的赞美。虽然许多修辞书都把这两节作为典型范例,来讲解比喻、排比的妙处,但从写作学的角度看,这三节文字却恰似蓝衣服上的一块剌眼的红补丁,显得多余而累赘。

  首先,这两节文字与小说的人物、情节、环境缺乏必然的有机联系。它既没有从宏观方面起到交代时代背景的作用(因为苇子多、席子好只是白洋淀古已有之的自然景观);也没有从微观方面为情节的发展、人物的活动提供具体的环境(水生嫂编席的具体环境在一、五节中已有了生动的描写:月亮、凉风、光洁如云的席……)。因而它是游离于情节之外的赘笔。

  其次,从段落之间的衔接上看,第一节的末句“苇眉子又薄又细,在她怀里跳跃着”与第五节的首句“这女人编着席”联结十分自然、紧密,而第二、三、四节突兀地插入“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?……”的大段旁白,就既显得生硬勉强,人为割断了前后段的有机联系,又损害了水生嫂月下编席等夫的柔美、安谧的氛围。如果删去了这三节,作品就显得浑然天成了。

  再次,从作者写作的初衷看,他是“按照生活的顺序写下来的”,而小说在总体风格上也确实给人一种纯客观叙述的真实感。但在第二、三、四节中,作者站出来向读者作直抒胸臆的旁白,则显然有违小说的这种“按生活的顺序写下来”的写实风格,成为整篇作品的一段不谐和的杂音。

  最后,这三节文字的多余,还可以从有关这篇小说的研究材料中得到反证。在笔者所查阅的有关这篇小说的众多评论中,竟没有一段有关这三节文字的分析。(有篇专门分析《荷花淀》语言艺术的文章,拿前五段作例时,引文中恰恰省略了第二、三、四节)那么,对于这三节文字在小说中的作用,研究者是视而不见、略而不谈呢?还是因其多余累赘而为名家讳,就不得而知了。

《名作欣赏》1992年第4期

《文摘报》1992年9月20日转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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