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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 亲 || 王继东

Weave 2020-09-09 最新文章

    父亲王天才,生于古历1909年2 月17日,1986年10月19 日去世,享年77岁,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故乡西坡村,是地地道道的陕西淳化老农。他的朴实无华、善良淳朴犹如故土般滋养着王家的后代,都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,我认为相辅相成,没有勤劳地耕种和养育,沃土也会杂草重生,变得贫瘠。

    一个人存留于世的价值不在于生前的排场而在于死后的铭记。父亲治丧期间,四邻八乡认识不认识的都赶来送葬,西坡村更是全村举哀。他的生前好友,县上的离休干部王忠全老先生带领村中老人送来一副挽联,概括了他的一生:“遭年馑遇水灾养育儿女勤劳动;当乡长造手枪经历风险为革命”,横批:“忠孝治家”。也是这一刻,我才发现自认为熟悉的父亲也并没有那么熟。

    活着就是被铭记,如果遗忘,意味着彻底的逝去。我希望父亲能一直活下去,所以尽可能地打听了他生前的种种传奇经历,想把一个真实的、全面的父亲讲给后代听,让他们在故事中传承和铭记。

父亲是提着脑袋干过革命的农民

    高中时,学校号召各班学生接受革命传统教育。在同学提议下,我们来到县委一位离休老干部于常兴家,准备让他给我们讲讲革命故事和革命传统。于老推拒道:“我没文化,也没我师傅干得好,你们去找我师傅吧。”一打听,才知道于老口中的“师傅”就是西坡的王天才——我的父亲。那种惊讶可想而知,当即返家,缠着父亲打开话匣子。

    父亲于民国二十一年(1932年)起从事地下革命工作,和村南头的王爱平一起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,是方圆几个村落中最早的党员。初涉革命,一切都十分新奇,一接到上级任务,就和爱平大叔跑去偏僻的放羊坡协商,以免村中人多口杂,走漏风声。他们那时主要任务是宣传革命,发展党组织,搜集情报,传递消息。为了完成任务,父亲经常和爱平大叔去润镇赶集,不但乘机派发传单,还摸清了镇保安队的情况,帮助游击队成功缴获了一批保安队的枪支。也是在这期间,父亲发展了善化村的于常兴加入共产党,成为于老口中的“师傅”。

    有一次父亲接到护送游击队到铁王镇公干,为顺利完成任务,父亲早早趴在庒稼地里等着天黑接头,大气都不敢出,生怕弄出响动。因为农村家家有狗,一只叫起来,其他的也会跟着乱叫,难免引起旁人注意。为了以防万一,在护送游击队的过程中,父亲没有选择穿过村庄的道路,而是从远离村庄的庄稼地绕行,人不知鬼不觉地将游击队顺利送到伍家沟畔,翻过沟就是铁王地盘,那边也安排有人接应。几天后传来消息,游击队当晚将一名地主坏分子拉到伍家沟处决,是用镢头镢的,家产被充公分配,血淋淋的场面让父亲惊觉:革命是会死人的!得知那名地主分子曾出卖过一名地下党,惨遭国民党杀害后,父亲的心才稍稍安了,所谓罪有应得。还有一次,游击队俘虏一名国民党士兵交给父亲,让押送到区政府。游击队走后,那士兵向父亲哭诉其家在河南,被抓壮丁抓来,没几天就被游击队俘虏了,家里还有一双老人等着他回去养老送终……父亲是至孝之人,闻听此言,顾不得多想,当晚释放了士兵,让他逃命去了!事后虽遭到组织的批评和惩处,心里却很安然,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

    抗战时期,革命势力扩展到周围村庄,秘密成立了善花乡政府,父亲担任第一任乡长。父亲在从事乡长工作的同时,还暗中为八路军游击队在家修造手枪。时间长了,国民党听闻风声,多次来家搜查。并扬言:但凡抓住任何通共把柄一定杀头。父亲真切感受到什么叫提着脑袋干革命了,提高警惕的同时也懂得了沉着冷静的重要。一天,父亲正在家中修手枪,国民党军官带人真枪实弹地闯入院中。慌乱之际,父亲灵机一动,抬头将手中的枪挂在墙壁的钉子上,外罩一顶草帽。军官带人吵吵嚷嚷地将家翻了个底朝天,连炕底的灰都扒了,还是什么都没找到,父亲一如既往地平静也令国民党军官一无所获,最终失望而去。家人后怕道:当兵的扛在肩上的枪,上着明晃晃的刺刀,一转身碰一下草帽,全露馅了。遭此一劫,为避免家人受累,父亲将修造枪的地点挪到他处。

    民国26年,父亲外出公干,当晚突降暴雨,大水淹没了王家家院,一家人女眷和孩子在村民的抢救下才保全了性命。第二天,父亲回家,见满院积水,一头裁倒在家门口,得知家人平安,才缓过神,道:艰难险阻不怕,杀头也不怕,最怕家人遭难,尤怕年迈的寡母跟着自己担惊受怕,我是男人,有责任保护一家人的平安。下定决心再不出远门,后因革命工作需要,抽调他外出公干,父亲坚守:‘高堂在,不远行’的信条。惹恼了组织,便以思想保守、家庭观念重、革命意志薄弱为由,开除了父亲的党籍,还撤销了他的乡长职务。实则是想用狠招逼父亲就范,更委派中间人游说父亲外出革命,并许以更高职位。父亲不为所动,组织也拿他没辙。被开除党籍后父亲并未心生抱怨,虽然不是党员,不当乡长,家门口的革命工作照干,继续帮游击队修造手枪,协助接替他职务的于常兴搞好乡上的工作,主动送长子外出参加革命。父亲说:只要不远离寡母,干什么都行。

    大哥参加革命后,被国民党知道了,经常派人上门抓人,父亲听到动静就躲开。一天国民党又来抓人,逼着母亲交人。万般无奈下,母亲说:“在沟里收麦呢,你们去抓吧!”国民党兵怕母亲骗他,硬逼要十二岁的二哥一同前往。国民党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,押着二哥下到沟里。机灵的二哥乘他们不敢过山洞之机,迅速穿过山洞,边往下跑边大声喊:“大哥快跑,他们抓你来了。”大哥带领二哥顺着河滩向北一路跑去。国民党兵爬上山洞向兄弟二人开枪,只见他们绕来绕去,没几下就钻进山沟,成功脱逃。国民党军官恼羞成怒,折返王家用木棍暴打母亲,致其伤痕累累,还掏出手榴弹威逼道:若不交人,将用手榴弹炸死蜷缩在炕角几个年幼的孩子。母亲誓死不肯低头,一副豁出去的架势道:随便,不怕遭报应你就扔吧!又一记耳光,打得母亲栽倒在地,嘴角鲜血直流。后在一位年长的国民党军人的劝说下,那军官才没有扔出手榴弹,一家人幸免于难。这些经历并没有动摇父亲的信念,义无反顾地支持大哥参加革命。

    解放后,再没人找父亲修枪了,也再没人委派其他任务了,父亲成了一名安分守己的地道农民。母亲说家里安宁多了,再不用担惊受怕。不想没几天,家人正在吃午饭,门外突然传来:“是老乡长的家吗?”母亲的心一下揪到嗓子眼,心呯呯直跳,不知又有什么祸事登门。父亲闻声走出窑门,来人见到倒头便拜,高声哭道:“恩人呀!可见到你了,我专程来感谢你的救命之恩。”父亲也认出来人正是自己当年不惜背负处分,放走的国民党士兵。一家人也才放下心来热情款待不远万里登门谢恩的贵客。

    安稳平淡的农民生活让父亲渐渐淡忘了那些惊心动魄的事情,原以为可以这样到终老。动荡全国的文化大命却再次掀起父亲心中的波澜,轰轰烈烈地清理阶级队伍很快将父亲请进“学习班”,叫他老实交待历史遗留问题。父亲拒不交代,反复强调:历史上没有遗留问题,交待什么?对方却一再强调说敌特档案记载得清清楚楚。父亲气愤道:“我当过共产党善化乡乡长,怎么可能在敌特档案中记载呢?肯定是组织弄错了。”最终查清真相:原来是位同名者,但家庭住址不同……父亲在洗清不白之冤后,还是那句老话:“为人不做亏心事,半夜敲门心不惊。”经历半生风雨的他始终抱着一颗平常之心以求安宁。

   

父亲是活在西坡故人心中的“大能人”

    原西宁市公安局局长、城东区区委书记,离休干部王喜明与我同村,在一次闲聊中,得知:父亲是他们这代人心中的大能人,正像是电影《我们村的年轻人》中的七十三行。喜明哥和我大姐一起上的学,大姐是学校里唯一的女生,学得好,长相也出众,名副其实的“校花”。万万没想到早逝的大姐有过这样的经历,那年月,父亲敢为人先,送女孩进学堂,方圆几十里的唯一,真叫人敬佩。但后来听说八路军来人动员大姐外出工作,父亲不但不肯,还将大姐锁在家中,不让与来人见面。又亲自做主将大姐早早嫁人,婚后没多久大姐便故去了,似乎和婆家人的百般刁难、虐待有关。家中很少有人提及大姐故去的原因,父亲更是只字不提,母亲说那是父亲埋在心中永远的痛楚。新旧思想的交替造成了父亲矛盾的一生,也让他在不断的收获中屡屡品尝失去的痛楚。

    父亲五岁丧父,在寡母的抚养下长大,进过几年学堂,算是村里的“文化人”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,父亲早早就知道自己肩上责任重大,也早早为承担养家糊口的重任做准备。起先跟着别人学做生意,一年下来,别人赚了,父亲却将祖父留下的住宅赔给了人家,只剩下两口窑洞。祖母并没有过多责备年轻气盛的父亲,而是选择了相信。父亲也悟出:世道险恶有,没有真本事很难立足。为此发愤图强,经过认真钻研,勤学苦练,练就了能文、能书、能画、能雕刻,学会了木工、瓦工、铁匠等活计,也成了村里人口中的大能人。

    父亲命运多桀,却始终以乐观、积极的心态面对。民国十八(1929)年冬、春大旱,夏粮绝收,遭逢年馑,父亲带领一家人吃树皮草根,忍饥挨饿,不时还钻进深山,搞点粮食与野菜混合填肚子,一家人总算撑过灾年;民国二十六(1937)年夏,大水冲毁家院,父亲在北壕的西头立志重建王家大院。整个院落,除北边两只窑洞是从土崖上挖掘而成,其余五只窑洞均用“胡基”(土坯)圈箍而成。在当时的条件下,这可是件大工程,光“胡基”就需要不少,每块都得用“椿子”(如同夯一样的工具)一下一下地夯打而成,如此庞大的工程量硬是在父亲的手中完成了,将一个土壕改造成远近闻名的王家大院。

    父亲一生所做努力,除坚守民族大义外,无外乎抱着“改善一家人生活水准”的平常心,奋斗不息。一次他去土桥镇赶集,见“土地爷”好卖,便卖了一个当做模型,回家后自己用红胶泥照着做,从雕塑到着色都亲手完成,然后拿去土桥集市上卖,一抢而空,家中又多了项收入来源。后来一次父亲又挑着“土地爷”去赶集,走到沟里,天降瓢泼大雨,将“土地爷”浇湿成一堆五颜六色的烂泥,眼看到手的钱无望,父亲却领悟为:老天爷不让他再挣这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钱了。对着泥巴吼了几声秦腔,打道回府,结束了这档营生。

    父亲并不安心于平常的农耕生活,经营过车马店、羊汤馆、糊纸活等营生,各有所成。所以王家的生活也比同村其他人家宽裕、富庶些。父亲的兴趣是广泛的,当一门营生限入僵局,利润削减时,他就会另寻门路。最有趣的当属父亲迷上皮影戏,他买来牛皮,从熟皮到刻刻画画……最终制成全套皮影,祖母以为这些无非是用来换钱的商品。谁知父亲却找来几个人,成立了皮影戏班。走东窜西,敲敲打打,拉拉唱唱地演起了皮影戏。这下可气坏了老祖母,那年月戏子是下九流的行当,死了不能进祖坟,皮影戏虽不同于唱戏的演员,但也属下贱行当。祖母以死相逼,父亲只得卖掉皮影,回归农本生活。农闲之余,父亲帮人盖房、修农具、修家俱。那时村里不管谁家要盖房,从下线到上梁都有父亲的身影。谁家的农具、铁锅或是家具坏了也都来找他,父亲会支起炉子,叮叮当当一阵敲打,再在火中烧红,在清水中吱啦一蘸——淬火,活象个熟练的铁匠。维修木家俱,更不在话下,被村人称为“活鲁班”。润镇的李氏是河南人,有名的风箱匠,父亲赶集时喜欢蹲在李师傅旁观看他做风箱。回到家也比划着做了一个,李氏发现后,十分佩服,与父亲结为异性兄弟,相交到老。自此父亲又多了一门手艺——修风箱。一切的酬劳,要么是用手帕包着的几个鸡蛋;要么是等自家树上的果子熟了,提一篮水果;家境好点的会送一包点心,全在礼节,绝非酬劳。父亲常说:“大伙都不容易,心里记着你就不错了,帮人不能图回报。”

   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起,父亲又开始学着捣鼓矿石收音机,再到半导体管收音机,没多久就能熟练组装晶体管收音机。那年月农村还没有无线电修理部,父亲自然而然成了方圆百里的无线电维修人员。酬劳依旧是鸡蛋、水果、点心……侄子为此抱怨道:“我爷修收音机,家里可没少管过外人的饭。”父亲教训道:“左领右舍,乡里乡亲吃你顿饭有啥?做人千万不要计较这些。”在那吃粮困难的年月,父亲却坚守着慷慨和大度,在他眼中人情胜于一切。

父亲过世后,方圆百里来了不少人,都想为心目中的大能人送最后一程,帮把手抬抬棺木,在坟头上为老伙伴多扛一锨土。当灵柩抬出时,庆顺叔站在高处喊:将牌位抱高点,让人再看最后一眼。又一个老伙伴走了,好人呀!让好人一路走好。父亲的灵柩旁虽不可用车水马龙来形容,那也是人头涌动,络绎不绝,如今历历在目,难以忘怀。父亲一生为人,换来那种的场面,也算值了。

父亲是西坡村大事小情的主心骨

    父亲是名不见经传的农民,既不是村干部,也不属于村干部培养的骨干力量,可村中的大小事件,总能看到父亲的身影。

打我记事起,父亲每年都会用自制的水平仪,测量东沟到西坡村老池那条弯弯曲曲,长约两公里多的水渠。指挥村民修葺,顺利将东沟的泉水引入老池,供全村人畜使用。东沟的泉水时断时续,那点仅有的水源供应西坡、善花、张家岭好几个村使用,争水便成了家常便饭。一次西坡和善花因争执发生械斗,打伤了善花村人,被告到县法院。为了解决事态,村里选父亲和南壕里七叔,北壕里七伯,三位德高望重者前去应诉。三人在县法院蹲了一宿,赔情道歉说尽好话,才靠支付少量药费,并不追究任何人法律责任的和平方式解决了纠纷,维护了西坡村的体面,受到村人敬重。

    解放后,临近年关村村都以社火庆祝胜利,庆祝新生活。父亲凭一张前苏联集体农庄年画上的拖拉机图样,用自己做纸活的手艺,糊了一台纸质拖拉机,惟妙惟肖,村人驾着“它”四处表演社火,轰动了整个地区。还赢得那年县上组织的社火比赛第一名,夺回一面锦旗。元宵节过后,西坡村的社活表演继续受到热捧,接连演出不停,父亲经常站在村口,目送拖拉机被抬出村,又将其迎回,认真检查,但凡有损坏及时修补,绝不影响演出。俗话说:社活耍到二月二,不种扁豆比屁淡。那一年西坡人真的疯了!

    合作社成立之前,农村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耕种农田。有年夏收,村人从三原国营农场拉回一台马拉收割机,还未收割就坏了,成了一堆铁疙瘩,闲置在门前。从未见过此物的父亲,嘴里叼着一根工字牌卷烟,围着收割机转来转去。看出点门道后就从家中取来工具,拆拆装装,一番鼓捣后,竟修好了收割机。被村民视为“神人”。见过没见过的,父亲都能修好,不是神仙是什么?为示感谢,主家先帮我家收割麦子,北崖上的地头挤满了围观的人,收割机经过的地方,割倒的麦子整整齐齐的躺在地上,人拍手称赞叫好,热闹的场面不亚于耍社火。

    随着大炼钢铁年代热潮的消退,县上为解决西坡一带村民用水困难的问题,准备在东沟修一座土坝,将东沟仅有的水拦住,再加上蓄积的雨水,这样一来,不但解决了村民吃水的问题,还能灌溉部分农田,一举两得。工程动工后,县上动员西坡、善花、张家岭等几个村落的村民,上百号壮劳力奋斗在工地上。父亲被聘为工程的质量检查员,负责监督工程进度,每天要将各村完成的土方量统计上报指挥部。父亲整天都耗在工地上,我放学后的首要任务是前去给父亲送饭,他老人家的辛劳,我都看在了眼里。在修土坝泄洪管道时砖不够用,不知谁出的馊点子,让各村村民刨祖坟,凡是砖箍的坟都要刨,西坡村被刨了三座祖坟。父亲对此义愤填膺,断言此举会遭天谴。果不其然,第二年夏天的一场暴雨,引发洪水发作,土坝被彻底冲垮了。幸亏土坝及时垮了,不然抬高的洪水会顺着村口的农田直接灌入西坡村,那时不知会有多少人遭殃。

六十年代闹饥荒,生产队牲口死的太多,无法再帮各家各户拉磨,改由人推磨。在那人困马乏的年代,大家都饿着肚子,那还有力气再推磨?父亲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。动员村民在西沟修水磨,解决人推磨问题。经村干部同意后,父亲带着自制水平仪、指南针下沟测量磨房位置,引水渠走向……待施工方案确定后,他就带人开始挖掘长约1.5公里的引水渠。最难的莫过于开凿百米长的过山隧道,没半点施工经验的父亲仅凭自制的水平仪和指南针,从容指挥大伙从两端同时掘进。过程中遭到不少非议,有人说挖偏了,永远也通不了。还有人说这是胡来,怎么能从两头挖?父亲从容不迫依然故我地指挥着挖掘进度。预计快要挖通时,父亲在作业面上画出位置,让人朝这里挖。没挖几下,一镢头下去挖出个洞来,拙头卡在洞中。大伙顿时沸腾了,互相呐喊通气:“通了,挖通了,太神了!”父亲在预定的时间、预定的地点打通隧道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,他被西坡人奉为“神人”,据说没有他弄不成的事情。一个铁道兵的营长亲自探看隧道后评道:“这技术能赶上一个工程师的水平,铁道兵的工程师也就这样,但人家的仪器比他先进,也比他有经验。” 引水渠修好了,磨房盖起来了,水磨转动了,村民再也不用推磨了,父亲也了却了一桩心事。

    王家牌楼自从1956年由老地方――老池畔,迁移到新址,从拆到建没请过任何匠人,全凭父亲自己的瓦工技术完成,改造成为王家大院的前门楼后,与村中的千年古槐、高庙台组成一条轴线,形成西坡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文革中,为了保护牌楼,父亲将御赐的匾和砖雕对联、所有木刻全部用红胶泥复盖,在松柏为心匾的位置贴上毛主席像,对联:“白发冰霜共,丹心铁石如”改为:“共产党万岁,毛主席万岁”。下方木刻位置涂上红漆,用黄色广告颜料写上毛主席语录:“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,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。”听闻牌楼消息的红卫兵赶来吵嚷着要除四旧,拆除王家牌楼。父亲辩论道:“毛主席说要古为今用,不破不立。今天你们破了要如何立?得有个说法。”红卫兵无法应对,父亲接着让他们看写有语录和贴有主席像的牌楼,称自己已经做到古为今用,即体现了对毛主席的尊敬,又宣传了毛泽东思想。同时点出:一旦拆牌楼必然损坏上边的主席像和语录,责任谁来承担?红卫兵没法辩驳,悻悻离去。有历史纪念价值的王家牌楼也才得以保存下来,留待后世瞻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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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粉碎四人帮后,为庆祝胜利,公社需要大头娃娃的头盔,农村人见都没见过,何从谈起式样?想拿钱去买也找不到地方,无奈之下找到了父亲,那时他已年近古稀,一口应承下来。指挥村人抬来一大块土疙瘩,将其雕成大头娃娃头像,在上面用纸做成头盔,上好颜色,活灵活现,顺利完成了任务,再次受到村民和公社的好评……

    父亲走了,走得很平静也很安详,犹如他波澜不惊的性格。他一生崇尚平淡,无论是革命年代的艰难险阻,还是在新中国时期如火如荼的激情付出,他都很少讲述。若不是村人和了解内幕的故交,我们这些后人无从探听这一切。活着就是被铭记,记录和整理这一切,只是为了给后代儿女有个交代,希望王家的子孙们能如父亲一般,不以物喜不以己悲,用平常心做平常事,做平常人。

2018年2月26日

编辑:含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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